边塞都城大同记忆（2）

【融合之城】

一首秧歌曲《黄土情韵》，带给您激越和豪迈。请务必多听几遍，磨磨耳朵，就能领略其中浓郁的韵味、不屈的生命，而不单单是初听时感觉到的热闹和喜庆。

　　大同这个名字并非出自 “大同”理想，而是源于唐代屯置于此的“大同军节度使”，后世以军名为地名。大同城源于大同军，而大同军又源于大同川。大同川在唐代“中受降城”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后大同军节度使迁至云州。辽代改名大同，寓求各民族同心同德、融汇世界。

历史证明, “大同”确实最形象、最贴切地反映了这座千年古城的突出特征——平和、融合。2500年间，纵有太多金戈铁马，安宁祥和仍是这个城市的主旋律，也许当年因祈福思安而得名的“平城”已深入骨髓；各取所长、交相融合，大同这个词所具有的内涵不仅映射出当地多元一体的突出特点，且在现如今“亲诚惠容”的大格局之下更是历久弥新。

我们读到的历史，多数是站在中原文化或汉民族文化的角度来写的。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华民族视野下的历史观，大同是绝佳的切入点。历史上这里耕地和草场相间，土房与毡帐并立，胡人汉化，汉人胡化，胡汉一统。今天大家日常食用的胡麻、胡芹、胡桃、石榴、葡萄、番茄、胡萝卜……琳琅满目，皆属“胡化”产物。《博物志》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石榴，因“石榴房中多子”，遂被奉作婚礼吉祥物，以喻多子多福之意。黄瓜古名胡瓜，《齐民要术》有释：收胡瓜，候色黄而摘。

　　独特的地理位置，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历史上大同有700多年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作为北狄及北狄其后匈奴、东胡各部族流动寄居生活之地，大同敞开胸襟，一任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往来交融。鲜卑走了突厥来，契丹走了女真来，蒙古人、鞑靼人、沙陀族、瓦剌部…你方唱罢我登场，你来我往、各领风骚。除了人们熟知的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在这里建都筑城，匈奴、柔然、突厥、乌桓、慕容鲜卑等民族，也都在大同留下了文明印迹。

民族融合图

　　在大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大多眉清目秀，尤其是大同姑娘，脸白手勤人靠实，个个都很漂亮。大同多美女的说法古已有之，素有“皇后之乡”的美誉。据统计，大同一共出了25个皇后、9个皇妃，当为冠绝。《大同府志》记载民间有谚语：“宣府的教场，蔚州的城墙，大同的婆娘，为三绝”。这与大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融合是分不开的。

《辽史·营卫志》：“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大同之名副其实也体现在中原农耕文明与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相互借鉴学习上。其中最著名的是赵武灵王和孝文帝改革。

　　云冈石窟第十六窟主像为依照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形象雕刻的释迦摩尼佛立像，佛像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结带下垂，已是汉化服饰。

　　赵武灵王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一代明主，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不畏阻力，果断放弃了汉人的战车和服饰，强令全国学习骑马射箭、穿着胡人服装，把赵国将士培养成骑兵；同时大胆起用胡人，招募胡人骑兵，建立了一支由他直接掌控的轻骑兵部队。

其实，在赵武灵王推行改革之前，胡服骑射早已自发地、零星地存在了。赵国、秦国、燕国等几个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国家，在几次败给胡人后，羡慕胡人作战的灵便和机动性，遂招募胡人骑兵充当教官，或充当士兵，采取与胡人同样的方式作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东城墙前的孝文帝塑像

大同的名副其实也体现在儒释道三教融合上。政治稳定、民族融合和社会和谐需要文化和精神的支撑。赵朴初曾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对比之后指出：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释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汇合的入口，便是北魏平城时代。

纯阳宫

　　以北魏为转折，佛教找到了一条有效的中国化的传播道路。大同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皇帝即如来”、“礼帝即礼佛”的思想。经过兴佛、灭佛再到礼佛的反转，佛教在北魏隆盛一时，寺院林立、僧侣云集，正如《水经注》所载：“京都兴佛，举国造像。”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教和道教和谐共生、相互融合，形成了儒、释、道多元融合的大同社会。悬空寺三教殿内有一通“三教碑”。上有诗云：“悬空古寺悬半空，恒山永恒寺永恒，一宗三脉儒道释，天人合一千秋风”，正反映了大同三教融合的特点。

悬空寺

今天，无论是北魏时期气势恢宏的云冈石窟和悬空寺，辽金时期的华严寺和善化寺，还是仙气缭绕的道教名山恒山，以及纯阳宫、帝君庙、法华寺等宗教场所，能够密集分布、和谐共处，也是宗教融合的具体体现。

帝君庙

大同融合的特点，还体现为北魏丝绸之路、隋唐茶马古道、明清商帮和驼队在此交汇。大同博物馆有一幅漆画《平城盛景》，以北魏平城街景为题材而创作，反映了“贡使络绎，商队接踵”的盛况。坊市之间异域舞者身着轻纱、肩披帔帛，在琵琶的弹奏声中跳起欢快的胡腾舞，中亚胡商带来精美绝伦的玻璃金银器皿，弘法传教的僧侣游走街市…

大同自古就是一个商业之都，是连接中原与草原的交通要道和边塞商埠，是孤独的驼队经历漫长的跋涉进入中原后的第一座驿站。五世纪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就在大同，云冈石窟是最有力的实证，它记录着北魏平城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等国的交往。云冈石窟本身也是平城与西域交往的产物，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证。

唐朝与外国的五条陆路交通中，有两条经过大同。据《中国商业史》介绍，西域人喜欢奶酪等奶制品，但因为奶制品热量高，需要通过喝茶来平衡饮食，因此自唐宋以后形成了以茶易马的茶马古道，经大同通往蒙古和俄罗斯。《海关通志》有录：北方诸国由内陆通商者，则以大同、宣府……各置市场。

元朝版图扩大至欧亚两洲，交通和商贸的触角大幅度向外延伸。由大同沿御河河谷北上，经集宁、二连浩特，是一条繁忙的商业贸易大道，大同通往蒙古和俄罗斯的商路可达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

到了明朝，为了解决边防粮食供给问题，1370年，明政府首先在太原、大同两镇实行“开中法”，鼓励商人们运送粮食到边塞，以换取盐引——取盐和售盐的凭证。“开中法”的实施吸引了大批商贾云集大同，以粮食为龙头的商业急速膨胀，大同遂成北方物流集散重心与“晋商”发祥之地。大同城内苏家大门巷和稻米店巷都是因开中法兴旺而得名。明朝在大同设立的马市，促进了蒙汉两族的贸易往来，形成了以军事贸易为基础的商业繁荣。

隆庆议和以后的“封贡互市”进一步扩大了明与蒙古的通商贸易。此后，明廷在大同左卫的威远堡、宣府的万全右卫、张家口等边外陆续开放了多处马市，定期交易。蒙族以牲畜、皮张等货物换取内地商贩的铁锅、布匹和绸缎等物。《明实录》记载：“山西、河南、正定等处客商，往大同贩马、牛、布、绢，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边市上出现了“南来烟酒绸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的盛况。

清代边疆远移漠北后，刀光血火不再，南北商贸渐兴，大同又成为晋商货物中转之地。晋商从大同出发到绥远（今呼和浩特）开拓北方市场，将茶叶、丝绸、土布、铜器、瓷器等货物转运至恰克图。这段由晋商与骆驼撑起的茶路，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香飘万里、芬芳百年的“万里茶道”最后一段，也是中国茶文化传遍世界各地的起点。特别是清末，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农耕文明日渐式微，一时驼帮同轮船竞赛，信狗与电报竞速，中国商人博得历史一瞬的辉煌。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经停大同，多元经济文化再次在这里汇聚交融。这预示着这座承载厚重历史的古城，将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大同火山与黄花

“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是切身的喜悦和感伤”，数千年前先人的喜怒哀乐已无从考证，都说鉴古知今，那大同的前世今生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迪？

大同境内的古长城无声地诉说着历史：（一）从秦汉到明清，几个主要的汉族政权北部疆域多止于长城。其中，盛唐时期是个例外；（二）北部疆域跨越阴山山脉，进入今蒙古沙漠甚至俄罗斯境内的王朝都是诸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包括唐朝也有鲜卑的血统，其强盛也得益于鲜卑族的融入；（三）就疆域而言，武力的征服是暂时的（汉朝和元朝疆域比现在大很多，可惜这笔遗产没有传下来），只有建立在文化和民族融合基础上的扩张才扎实稳定。我国的版图经历了一个从武力扩张再到文化融合的过程，不断夯实筑底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什么？他们带来了清新的文化，质朴的民风和机动灵活的军事组织方式；也带来了自己栖息繁衍的土地，以入股方式使中华帝国疆域得到扩张；他们在虚心向汉族学习的同时，还带来了创新和融合。他们脑子里较少条条框框，有助于打破陈规陋习、官僚主义，有助于摒弃“茴”有四种写法的愚腐，“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奢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因为长期生存在苦寒之地，他们养成了逆境求生的危机感、进取意识和实干精神。当他们融入中原文明时，中华民族植入了更多包容、开放、自信的基因，变得更加强大。

放眼世界，几个主要大国都是多民族和睦相处、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解决不了民族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地方，不是战火纷飞、战乱频仍，就是哪怕为一丁点儿的合作也要进行艰苦的谈判。